2017年4月13日（周四）15:10-17:00，北外国关前沿沙龙第十五期活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1151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解释古代中国大战略的变化——物质能力、儒家文化与利益冲突”。本次沙龙学术活动由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孟维瞻主讲，尹继武教授主持，并邀请张志洲教授和李猛助理教授担任评议人。高朋满座、少长咸集，本次沙龙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始。
首先，尹继武老师对主讲人孟维瞻同学的情况做了简介。孟维瞻本科就读于北外英语学院，博士就读于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现在是万里长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海国图智研究院实习员、新华社Asia Pacific Daily专栏作者，著述颇丰，兴趣广泛。孟维瞻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安全、中美关系及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等，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和战略有一定的独特的思考。此次学术沙龙也是孟维瞻同学的首次学术分享会，尹教授对孟维瞻同学重回母校表示了热烈欢迎。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北外太阳集团tyc539和其他院系的学生，北外社会科学学院的老师，以及其他单位的学术同仁，也有孟维瞻在北外就读时的同学。
随后孟维瞻同学开始了自己的发言，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设计及相关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交流。当下很多学者质疑研究古代国际关系的价值。孟维瞻认为，研究古代中国对外战略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重要性，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深受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必要性，近十几年来，西方学界、政界、民间越来越将古代中国看作是一个具有侵略性、进攻性、强现实主义色彩的帝国，并且这已经成为常识，压倒了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和平帝国的传统观点，例如美国防长马蒂斯就认为明朝的朝贡体系是一个对周边国家的“压迫性”的体系，他称中国正试图恢复古代中国朝贡体系，因此中国学者需要改变西方政界学界对中国的误解；第三是学术意义，中国古代的等级制体系与美国当今的联盟体系相比，并没有那么特殊，等机制不是古代中国的专利；第四，有的问题是历史学研究所不关注的，而政治学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第五，此外，研究古代中国对外战略可以对当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是中国学派的一个发展点。
孟维瞻的研究题目旨在解释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对某一个周边国家战略的变化，以及古代中国某一时期对不同周边国家战略的差异。对这一问题费正清、江忆恩、康灿雄、王元康等学者提供的几种解释路径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使得简单的理论无法涵盖复杂的历史事实，存在太多的反例。孟维瞻的研究设计以儒家关系主义为基础，将三个自变量（物质能力、儒家文化与利益冲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尽可能全面地解释古代中国的复杂战略。同时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外交战略特殊在何处、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相比相似在何处、以及对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略有什么启示。研究的基本模型由三个自变量——物质能力、儒家文化和利益冲突，和一个因变量即战略行为构成。其中物质能力是最主要的体系层次自变量，文化因素在阐释古代国际关系中被广泛应用，利益冲突是一个双边层次变量，以关系主义为指导观察国家间互动的过程。孟维瞻构建了一个可以被证伪、可以被检验的模型，属于实证主义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关系主义，儒家关系主义在解释古代中国对外战略时比本质主义更加有效，关系主义将关系本身看作本体，而非关注行为体自身的特性；二是实证主义，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相比更关注实际行为而非思想；三是整体路径，从宏观的角度，将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范式加以整合，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案例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第四是政治科学方法。孟维瞻强调要以西方人能听得懂的学术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战略，认为整体路径的研究方法可以减少庸俗历史比较带来的负面作用。
孟维瞻模型中的重要概念借鉴了张锋的最新著作。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之间处于等机制体系之中，但等机制永远不是“完全”的，因此中国将实现“完全”的等级制视作一种战略。等级制的程度发生变化时，中国的国家战略特征也随之变化。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关系主义可以背推导出两个逻辑或原则：情感性原则及工具性原则。情感性原则是儒家思想中亲疏尊卑有序的等级制，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特殊性。工具性原则符合物质主义，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逻辑。这两种逻辑在同一个双边关系中是可以共存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对于工具性原则而言，等级制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手段与目的是分开的；而对于情感性原则而言，等级制即是最终的目的，手段与目的是一致的。次级行为体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应对有8种可能，包括认同（忠诚）、联盟、骚扰、两面下注、不顺从、顺从、利用和退出，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对中国采取过这8种战略。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战略也表现为至少5种多种。研究设计进行纵向的多朝代多国家研究，通过控制变量，分析对外战略制定在何种程度上受三个自变量的影响。例如在唐、宋和明朝的对照试验中控制文化要素，检验物质权力对战略的影响；而在唐、元、明、清的对照组则控制权力，以分析文化的影响。
据此，孟维瞻同学设计了三个假设。第一，当中国在体系中的权力位置提升，以至于在体系中处于支配位置时，其外交政策更倾向于受情感性原则主导，以实现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等机制为目标。而在中国尚未实现对体系的支配地位时，趋于采用工具性原则获取物质权力和利益。第二，依据儒家文化对政治体系影响程度的高低，将各朝代划分为四个类型。在不同的情况下，情感性原则出现了两种可能性：包容性与排斥性策略，工具性原则亦分为联盟与反制两种策略。最后，本研究将三个变量导致的不同情况进行排列组合，假设出8种环境（实际上历史上只存在7种），研究在这些状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分别采取怎样的外交战略。例如，当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力量均强，并且与周边某个国家利益冲突小的状况下，周边国家处于认同状态，而中国采取包容的战略。一共有7种组合，每一种组合中双方的互动模式都有很大差异。
通过将实证案例与模型进行匹配和案例间的对比分析，孟维瞻同学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的物质权力高低并不能决定中国的强硬或怀柔，或对周边国家的战与和，而只是影响中国对外战略采取工具性原则与情感性原则的程度，真正决定战略取向的是利益冲突而非中国自己的实力（符合关系主义）。2.对于三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没有能力将儒家文化作为工具使用，但他们利用情感性原则，通过汉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他们的对外战略也由强硬干涉转向包容。此外，孟维瞻还总结了这个研究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意义，以及对政策研究的意义。
孟同学发言完毕后，张志洲教授、李猛助理教授对其发言进行了评论。张志洲教授对孟维瞻博士以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对外战略为研究选题的价值表示肯定，认为其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很强，训练有素，并体现了学术创新意识。对于孟博士提到的江忆恩用文化现实主义解释中国对外关系的模式，他也不认同，认为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色，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在核心观念上有重要的区别。建立在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儒家文明、传统文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独特性影响至今。当然，古代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存在物质性权力、利益和儒家文化理念之间的多重内在张力，还有要考虑到东亚地区国际制度和结构，不能仅从外部、也不能仅从内部来解释，做战略研究就要从这些多重性关系中寻找这种张力。他对孟博士用西方人听得懂的学术话语来解释古代中国对外战略独特性的努力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建构“中国学派”的一种努力。当然，张教授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孟博士回答的问题，如“古代中国”有先后多个王朝的历史延续，并不是一个单一体的国家，情况复杂，那么该如何说明“古代中国”的大战略？又如，对古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解释必然会涉及地缘政治的因素，不采用地缘政治视角是否能解释清楚古代中国延续性的大战略，如对朝鲜半岛与对越南政策的区别？美国国际关系的现有理论有一些核心概念如权力、利益、体系、制度、结构等，而在国际关系中讲人的感情因素，将人际关系的认识扩大为国际关系，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经常性的思维特点。孟博士对此做了一些回应。张志洲教授表示期待孟博士的论文更加成熟，为中国学术话语和“中国学派”的构建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猛老师同样认为孟维瞻博士的研究议题十分吸引人，在方法论上十分严谨，有跨时段的综合性研究框架。但这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例如该文章的研究方法既具有比较研究方法的特征，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时间序列问题，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共线性，并且难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本研究中的三个字变量的共线性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界定才能够更好融合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下。工具性原则与情感性原则两种逻辑与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有相似性，也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相通之处，权力-利益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现问题值得深思。
在交流互动环节，孟维瞻同学对中国古代等级制与现代国关理论的兼容性问题和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环境能否兼容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假定和时空性不同，分析古代国际关系问题要审慎使用。只使用单一理论必然导致问题，但不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组合则更加适用，适当增加变量，排列组合，将权力与意识要素综合考虑。现实主义的解释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宋朝以前并不存在国家认同，只有“天下体系”，意识形态在很多情况下是压倒理性的，例如南宋联蒙灭金重蹈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孟同学还对研究生同学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疑惑给予了自己的回答。
最后，尹继武老师就孟同学研究中的实力位置概念、工具性情感性两种模式、类型学分类及不同研究范式的整合问题等做了简短总结，认为著名心理学家许烺光的一些概念有助于分析中国的外交。最后尹老师再次对主讲人孟维瞻同学及各位与会师生表示感谢，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祁一方供稿；高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