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8日（周三）15:30-18:00，太阳集团tyc539举行第八期前沿沙龙活动。本次沙龙主题是“美国智库与外交战略转型”，美国美利坚大学太阳集团tyc539赵全胜教授主讲、尹继武老师（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主持，并邀请张效民（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和康晓（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两位老师作为评议人。本次沙龙吸引了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近40名师生前来参加。
尹继武老师首先介绍了主讲人赵全胜的基本情况。赵全胜教授现任美国美利坚大学太阳集团tyc539教授兼亚洲理事会主席，曾任比较政治系主任（1999-2008）。其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侧重亚太地区。赵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长期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教于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欧道明大学、克利夫兰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赵教授曾任东京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研究员。其英文专著有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获得韩国文化部最佳学术著作奖）；Japanese Policymaking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被美国《选择》期刊遴选为“杰出学术著作”）；其多部著作被译为日文和韩文出版，并出版过多部中文专著和编著。赵教授现为全球华人政治家论坛召集人，联合国咨询员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
随后，赵全胜教授进行主题讲座。赵教授此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分析美国智库中的“三驾马车”对美国战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并以美日同盟在上世纪90年代关系的变化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解读。首先，作为导入，赵教授介绍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目前的三大辩论焦点，即：国际体系与国内体制的作用对比；国际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过程的参与者有很多，包括总统、国会领袖、军事领袖、官僚人员、情报机构、公众舆论、社会媒体以及智库和学者。智库在美国政策制定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就是一个智库学者对美国政策制定直接进行影响的体制制度。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可以通过旋转门机制进行政府内部任职两到三年，在任期满之后再回到所在的大学或智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一机制的创立确保了知识分子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独特作用，典型的例子是基辛格。赵教授将这种任用专家学者的做法称为非正式机制（Informal Mechanism）。赵教授接着表示，美国战略制定的核心力量团队有五大特点：第一是有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专业背景；第二是有着高瞻远瞩的长远眼光；第三是具有创新精神。能够成为反潮流者，对流行的做法和思路发出挑战；第四是拥有较为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各种观点均可各抒己见；第五，“书生坐而论，不如立而行”。还需要将政策和观点付诸实践的能力。
接下来赵教授通过阐述美日同盟这一案例来揭示智库中三驾马车的政策影响力。通过民调的数据显示，美日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跌入谷底，但随又强势反弹。在这一时期，由于日美贸易战的升级，美日之间的摩擦在不断上升，这是导致美日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在当时美日两国学术界就美日同盟的意义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当时的反日情绪高涨，反日观点（Japan Bashing， Japan Passing，Japan Nothing）盛行。但在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朝核危机和台海危机使美日都意识到联手合作稳定亚太局势的重要性，中国的迅速崛起也使得二者的合作更加必要。在这一局势下，美日开始撇开贸易战，寻求美日同盟的新进展。在这一具体时期，智库“三驾马车”在美国政策决定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三驾马车指的分别是政策设计师（Policy Architect）、专业知识顾问（Expert Counselor）以及政策执行者（Policy Implementer）。在这一案例中，政策设计师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他将外交比喻为三脚凳，其中三脚分别是战略安全、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缺一不可。因此约瑟夫·奈极力表示反日行为是不可取的。他在1993至1995年期间被克林顿政府招致麾下，对东亚政策进行把关，成为当时美日关系转变的政策总设计师。专业知识顾问则指的是傅高义(Ezra Vogel)。傅高义早期是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之后对于中国也研究颇深。他在1993-1995期间为克林顿政府解决美日问题提供专业知识和见解。政策执行者是坎贝尔（Kurt Campbell），其超强的政策执行力使其在1993-1994年期间成为转变美日关系的主要政策执行人。其在后来美国对缅甸和对华的政策制定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让原本濒临绝境的美日同盟悬崖勒马，从低谷很快的扭转过来。随后在1997年首次对《美日防卫指针》进行修订，确立了美日合作的新方向，奠定了亚太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其影响持续至今。美国这一战略的做法，达到了斗而不破的目的，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而其背后智库三驾马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中国也应在这一案例中得到启发。
赵全胜教授发言完毕后，张效民副教授和康晓副教授对其发言进行了评论。张效民副教授表示赵教授的发言从智库角度分析美国政策制定，非常具有启发性。张效民副教授进而总结了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三大特点：第一，灵活性。智库与政府的合作具有很大的灵活空间，合作方式也与传统的政策制定方式不尽相同；第二，创新性。智库学者具有批判思维，不会就政府言而言，而是通过研究得出自己的看法；三、作用巨大。很多学者除了研究广泛之外，对于被研究的国家也具有良好的学术和私人关系。除了研究的作用外，这些学者还可以充当桥梁的作用，作为两国关系进步的催化剂和粘合剂。张效民副教授进而表示，中国也应从中得到启示，发挥智库学者的作用，为未来我国的政策制定作出新的贡献。
康晓副教授表示赵教授的美日同盟案例生动且深入，让我们知道美日同盟并非铁板一块，中美日三边关系未来也有很大互动空间。康老师进一步表示美国的政治生态为智库发挥作用和政策辩论等提供了宽松环境，特别是大学与政府的互动比较密切，赵老师案例中的三驾马车都是从大学进入的政府部门，而非政府自己的智库，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中国大学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做好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能为政府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智力支持。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因为具有独特的语言和区域研究优势，可以大有作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康老师认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下一届美国政府将如何协调欧洲和亚太区域战略的关系值得关注。另外，中国与美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今非昔比，这将如何影响美日韩同盟“围堵”中国的战略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随后进入了师生互动环节。一位学生问及有关美国目前大选的情况以及两位主要候选人的安全团队建设。赵教授回答称特朗普目前的领先地位是美国社会对现有官僚体系不满的集中体现。但其在竞选中的言辞并不意味着会在当选后执行。同样，之前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学者也并不会因为特朗普最后的当选而放弃为政府工作的机会以及对党派的支持。另一位同学问道关于公海航行自由化的问题。赵教授回答称美国确实不是《国际海洋法》的签署国，其所宣称的公海航行自由化有作秀的成分。虽然目前南海问题上很多国家表示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但最终的解决还需要中美双方的互动与合作。
一位在场的老师问及“美国同盟的目的不是冷战，而是维护亚太的稳定”是否只是美国主导参与亚太事务的说辞。赵教授表示美国对亚太事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其60%的军事力量布置在亚太地区，充分显示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美国希望主导亚太事务进程，限制中国等大国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而维护亚太稳定只是美国为其亚太的参与所做出的官方解释。另一位在场老师问及美国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回应。赵教授表示亚投行是“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一环，而近期美日对亚投行的态度有所改观，显示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兴趣。但“一带一路”仍还在初始阶段，其实质性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此外，在场师生还就美日韩联盟、群体决策特性、商界影响以及中日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最后，尹老师对本次沙龙做简短的总结，并再次对主讲人赵全胜教授及各位与会师生表示感谢。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高强供稿；祁一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