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太阳集团tyc539举办的“比较视野下的城市治理研究”研讨会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研讨会邀请到国内高校知名学者参会，围绕城市治理的理论与特征、地区城市治理的模式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设与城市外交、城市治理的基层实践四个专题展开讨论。太阳集团tyc539院长谢韬教授、副院长王明进教授出席并致辞，王明进教授、程多闻副教授、赵源博士、陈波博士主持了各专题讨论。
理论研究归纳城市治理改革路径
在专题一中，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骆小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车效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张汉、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王霏就城市治理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探讨。太阳集团tyc539教授张颖和张汉副教授就本专题报告进行了评述与交流。
吴晓林教授以六种“城市性”界定作为切入点，指出了“城市性‘两性四维八面’”的多维度特点。吴晓林认为，针对不同城市性，城市治理有三种主流实践，分别是：科层理性支配下的层级治理、多中心主义下的分权治理与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合作治理。基于对城市性讨论与三大主流实践，提出了“迈向结构化的、整体性的‘市域社会治理’”，深入评述现代化治理理论方向。
骆小平副教授以海洋城市与陆地城市之间的枢纽（运河）以及与商业的主要形式（信贷金融）入手，概述海洋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并与陆地城市进行对比，得出海洋城市治理的启示：海洋城市治理需要关注其经济主路线的发展，并确保海陆空一体化全面发展，打造开放包容的海洋城市社会。
车效梅教授以二战后中东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中东国家城市的发展现状及伴生的城市问题，针对中东国家的城市化特征与城市问题，指出城市治理的主要关注点：要解决人口聚集带来的失业问题、城市交通与社会风险等管理问题。车效梅认为，目前中东仍然在进一步完善治理、推进层级关系、落实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结构平衡转型与吸引科技人才等方面遭遇瓶颈，城市治理任重道远。
张汉副教授将视角回归至中国基层，以国际视野探究中国社区的协商问题，对党政的学习能力进行探讨。他以时间、来源、动机三个维度，通过中国对外学习，和中国内部中央向地方学习两方面实践，对社区治理效果进行分析。张汉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治理方面，善于将国外经验本土化，落脚于中国社区现象，体现了高度的学习能力与转化运用能力，联系紧密，且具有长期稳定的参与与互动。
王霏副教授回顾了奥斯曼帝国的公共卫生治理经验，并与同时期欧洲国家对比，展示了政府为进行有效的疫病治理而进行的改革措施与效果，并总结其改革的成效与特点。
在本专题评议环节，张颖教授指出，本节的城市治理与现代化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五位学者提出了可操作性较强的论断及改革路径，对后续城市治理及规划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并从以下三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一是部分研究可增加城市间对比；二是可加强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以“人本”作为研究重点；三是部分研究题目可进一步聚焦，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张汉副教授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充实：一是可进一步加强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所探讨的概念之间的联系；二是部分研究所选案例的出发点与研究意义有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的空间。
科技升级引领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专题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讲师赵亮员、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系研究生廖博闻、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任婷婷、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胡琰楚晨、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翟悦分别就全球不同地区城市治理的具体案例研究进行了汇报与交流。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张效民和赵亮员博士就本节汇报发表评述。
赵亮员比较了中欧智慧城市建设在治理特征、治理结构和推进模式上的差异，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效率和绩效，欧洲在参与式设计、人本主义、安全考量等方面的做法也值得中国借鉴。
廖博闻关注了疫情期间新加坡的外籍客工问题，发现恶劣的集中住宿条件、外籍群体与本土居民的社会隔离是新加坡疫情防控黑洞的主要成因，社群问题在疫情防控中被放大。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加强客工宿舍的管理保障工作、建造和引入新的外籍客工宿舍、引入无人技术保障服务供给、确保劳工工资按时发放四方面措施进行紧急管控。
任婷婷以智利“安居城市”建设经验为例，总结了智利安居城市运行机制的四大工作重心，即维系警察和社区关系、建立社区安全组织、规范和管理公共空间的质量和使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三个主要组成部门，即地方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三个治理过程，即城市的选择、城市安全诊断、落实城市安全计划；最终实现以城市社会群体的参与为基础，形成信息互通机制，构建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机制的协同治理机制，从而有效地降低城市犯罪率。
胡琰楚晨对“城市治理框架”和“智慧城市”进行了概念的系统梳理，并通过对越南社会城市经济发展计划、空间计划进行分析，认为越南“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教育辐射面广；二是依赖外资引入与周边国家带动；三是全区内部企业多优惠且投资流程简单化。
翟悦总结了埃塞俄比亚集成住房发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两种瞄准偏差现象。其中，“F型偏差”（政策的不完全覆盖）的成因主要包括埃塞集成住房的总体供给能力有限、城市人口总数激增、民众支付能力有限三方面因素；“E型偏差”（政策的泄漏效应）的成因主要包括集成住房政策未设置具体的申请标准，以及高收入群体更容易通过租赁形式获得居住权两方面因素。
在评议环节，张效民副教授指出，本专题研究选题具体，部分研究涉及“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城市治理领域较新的发展成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下一步，一是可将“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理论研究进行更深入的结合；二是可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共性；三是可将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就如公共卫生、基层环境等具体领域探讨“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赵亮员从两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本专题的参会体会。一方面，本专题研究案例选择视野较广，且思考较为深入；另一方面，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还可通过实地访谈和实际观察充实既有的案例研究。
“城市外交”开拓国家间交往新机遇
在专题三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鹏、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康晓、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尹童、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陈文祺就“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设与城市外交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太阳集团tyc539教授杨毅和张鹏副教授先后发表了评述与体会。
张鹏副教授以对城市国家的主权形态进行理解为起点，定位不同形态的城市在“国家-城市主权距离模型”中的位置，最终得出在国家的视角下，全国性国土规划与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平起平坐”的政策格局已经形成；在城市的视角下，“国家主城”的“国际化权限”可以进一步拓宽的结论。
康晓副教授指出，绝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外交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科学等非主权领域。中央政府中对城市的主观政策定位是中国城市外交分类和比较的首要指标，其次，城市特色为客观指标。基于这一指标体系，康晓对中国各大国家中心城市进行定位和比较，认为以上城市除了自身城市外交功能外，对中国国家外交具有辅助作用。通过成都与武汉的案例比较，康晓认为，西部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是导致成都的城市软权力优于武汉的重要因素，武汉的医疗技术和科技产业是其城市外交的重大优势。
尹童关注了疫情期间的中意城市外交问题。研究发现，中意双方友好城市之间点对点、多形式的慰问和相互物资援助具有及时高效、多社会力量嵌入、双边活动为主的性质。中意在疫情期间以互助形式开展的城市外交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一带一路”的开展具有促进作用。
陈文祺围绕“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提出在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以新兴经济体为首的多国经济大幅衰退、国际合作陷入困境、国际治理全面失效的三大困境下，中国通过共享信息、支持“搭便车”行为、推出灵活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公共产品等方式，为周边国家的抗疫工作提供支持。而中国周边区域公共产品覆盖面的扩大，将使中国面临与美国的进一步竞争与挑战，也将为中国周边外交带来机遇。
在评议与交流环节，杨毅教授认为，在中国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语境下，“城市外交”这一概念应谨慎应用。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尽管“城市外交”理念有待商榷，城市之间的交往对城市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各方工作应各有侧重。在此背景下，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应放在政府政策制定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城市外交”将成为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鹏副教授也指出，由中国主导的区域性城市组织及其推出的公共产品在国家未来外交格局中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国的周边外交布局中，应对区域公共产品进行分类，中国需要推出更多求同存异的公共产品，并研究域内和域外国在区域公共产品层面的竞争。此外，“城市外交”与“城市对外交往中的政治功能”应为两个不同概念，国家中心城市在争取主权资源上受到主动和被动因素影响。
基层实践透视社区维度治理改革
在专题四中，同济大学政治与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葛天任、太阳集团tyc539副教授史泽华、太阳集团tyc539研究生黄硕、太阳集团tyc539本科生郭鋆儿就中国城市治理的基层实践效果及改进路径进行讨论。太阳集团tyc539讲师李猛和葛天任副教授就本专题内容进行交流。
葛天任副教授通过对北京“清河实验”的YG社区的案例研究指出，在后疫情背景下，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不充分”和“不均衡”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公平规划与合作治理机制进行探究。推进微基建能够通过将个体融入社区更新的集体事务之中，促进个体利益表达，形成社区认同，激发社区活力，从而改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衡现状，促进整个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变革。
史泽华副教授和郭鋆儿从适应性治理视角出发，通过对汕头经济特区中央政策的本地化过程进行分析回顾和解读，指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正确识别影响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并且为这些因素发挥积极影响创造条件，是决定特区地方政府能否成功将中央政策本地化的关键。正是由于经过长时间实践和探索后对这些原则的深入理解和科学把握，才使得汕头特区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期和中期的衰退期两个发展阶段后再次获得了崛起的机遇。
黄硕基于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念，探究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倾向及差异。通过对郑州市二七区绿云小区的案例分析发现，完善社区治理应从组织、个人、制度、机制四方面入手，具体路径包括回归治理模式的公共价值导向、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制度束、基于公共价值视角下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等，借此重塑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社区居民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评议环节，李猛认为，公共价值和公共权威稀缺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并就议事委员会的代表性和利益协调能力、汕头特区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相较深圳发展的优点及不足、以及如何提升每个个体的公共意识等问题分别于三位汇报人进行进一步交流。
葛天任副教授在交流环节强调，从“公共价值”视角探讨社区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明确公共价值的内容，尤其是“集体价值”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张力；在理论建构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理论建构的必要性，理论体系建设也是一种话语权建构。
随着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治理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问题与政策议程，而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发挥学科专长、整合校内外资源、推动城市治理领域议题研究的积极探索。
供稿人：郭凤林、翟悦
